第四章

广阳坝园艺场在离重庆市区朝天门码头下游十八公里处,长江中的一个岛屿上。该岛名叫做广阳坝,面积有十五平方公里,洪水季节,完全是一个孤岛,枯水时期南面与陆地相连,这里土壤肥沃,雨量调匀,气候温和,晴日极目了望,只见云山叠叠,江水茫茫,烟波浩淼,百舸争游,山光水色,交相辉映,令人心旷神怡。

这儿是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建设的第一个军用飞机场。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战备军用飞机场,先后来过苏联志愿援华空军和美国飞行员,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中勇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在这里,建立过不朽功勋。

广阳坝园艺场,办公、住宿使用的设施是原国民政府时期,飞机场地勤工作人员的生活设施。耕作区就是机场跑道周围的土地,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大平原,面积大约两千余亩,在我们未到这儿来前两年,经过重庆市市级机关千多名下放干部的辛勤劳动,已把它变成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广阳坝园艺场共分:一个蔬菜大队、下属三个生产队,一个畜牧队,一个基建队,一个果园大队,一个船运队。我们重庆大学来的近百名难友,大部分在基建队和蔬菜一队,只有我一人分在蔬菜三队。

到广阳坝园艺场的第三天,就是一个星期天,恰逢是场里两个星期一休息的日子,“摘帽右派”柳发鑫和“戴帽右派”雷继尧、王智山,秉承鲁钊、文国钦两只狗看守的衣钵,说我是反“改造”分子,自以为是地宣布不准我回家,我去找到园艺场保卫干事梅玉成同志,向他说明情况要求回家探亲,他听了我的述说后同意我可以回家,从此了结了我同同仁当中的走狗、奴才之间的勾心斗角。我也幸运地获得了和其他场员一样可以回家的机会,回到近两年来魂牵梦绕的母亲身边。

当园艺场的运输船“红旗”轮在朝天门码头靠岸后,我三步拿来两步走,两步拿来一步行,急匆匆直奔我那在千厮门河街贫民窟的家中。

母亲和妹妹蓦然见到一个饥饿和苦役折磨成皮包骨头的人出现在她们面前时,简直不敢相信她们的眼睛,眼前这个人就是她们朝思夜盼的儿子(五哥)回来了,母亲面容骤然惨变,惊悸之痛,恐怕已经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这时她老人家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我安慰母亲不要难过,吉人自有相助,不管是过去在朝鲜战场的战斗或是今天在丛林乡受罚苦役,我不也活着回来了吗。

应当说,我在丛林乡一年零九个月的“劳动考查”,死亡的威慑,远远大于我在朝鲜战场,战斗的三年零一个月。

我也十分愧疚的对一旁的妹妹说:“祝贺你们新婚志喜(三个月前,她已同三表兄夏泽林结婚),五哥这几年正在落难,没有能力表示什么,请你们原谅,请你们帮助。”

1958年,大炼钢铁时,已是五十一岁的母亲,被当成闲散劳动力,集中到北碚去大炼钢铁,散伙后回到市中区,由于她是烈士家属,市中区民政局,把她安排在大阳沟菜市场,打扫清洁卫生,月薪二十九元,我知道母亲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破碎了的心多少得到一丝慰藉。

母亲带我到解放碑一带去散心,我向她讲叙了分别一年多的苦难经历。母亲从三表兄夏泽林那里,知道我在四个月前,曾经逃跑到二姑妈家去过,事后吉凶未卜,此事让她夜夜噩梦惊心,十分忐忑不安,她正在想方设法筹集路费,准备到南桐矿区丛林乡来看望我,可怜天下父母心。

重庆市区的物资,同样短缺,供应显得十分紧张,母亲当晚费尽心机,不知在那里搞来一些油炸花生米、豆腐干,让我一人尽情的饱餐一顿。

入夜,母亲带我回到贫民窟,回到我那在嘉陵江边用几张篾席围拢来、难以遮风蔽雨的家。当我们走进屋时,惊醒了已入梦乡的侄女天碧(二哥之女,现已是重庆市商业局计财处退休的处长。二哥是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土改时被农会枪毙,二嫂改嫁,剩下孤苦伶仃的侄女,母亲于心不忍,于是把她从农村接到身边来抚养),她正在读初中,侄女见我们深夜回来,坐在床上亲切的向我招呼道:“五爸,你回来了,婆婆好想你哟,前几天,她在梦中见到你,不住的呼喊你,把我都吵醒了,现在你果真回来了。”

骨肉深情,令我感动不已。

第二天,天未破晓,我由望龙门过江,去到重庆下浩中学找哥哥,哥哥见我的突然到来,又惊又喜,仔细端详,站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已不是两年前,充满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兄弟,而是一个枯瘦、窝囊、精神萎靡的流浪者,哥哥的脸色,立即呈现出酸楚与不安。

我向哥哥叙说,别后一年多,死里逃生的经历,也谈到我对庐山会议的一些看法,我说:“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理,是他的用人之道的又一大暴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明显的权益之计、要人就要人、不需要人就撒尿淋。”哥哥说:“从你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吸取1957年的教训,这种话,千万对其他人说不得。”

哥哥又从他的箱子里,找了一些他穿过的衣服给我。那时棉布十分紧张,每人每年才供应三尺布票,只能做一条裤头,要做一件衣服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但哥哥还是倾其所有,支援兄弟,尽显手足亲情。

中午我和哥哥一齐回到家里,母亲把1960年春节期间,人民政府慰问烈士家属全部吃得的东西:一个两斤重的猪肉罐头、一把两斤重的挂面,这就是当时家中最好的、也是仅有的食品,全部拿来吃了,母亲分给我和哥哥各自一大碗,妹妹因有身孕,分了一中碗,母亲和我的侄女,只吃了可怜的一小碗。

我已是半年多未沾过油荤的人,好似长期关押在牢笼里突然放出来的囚犯,一大碗猪肉挂面在我面前,经过我三刨两嚼,不到两分钟光景,全部下肚。

我在吃东西方面,已成饿虎扑羊之势,完全丧失理智。

下午母亲提前作好晚饭,让我吃了准时赶上班轮回去,晚饭时我的另一个侄女天敏(大哥之女。大哥九岁时,是我父亲从我的四伯父家过继来之子,父亲送他上学读书,培养他成才,并给他很大一笔资金,放手让他在重庆、广州、香港经营字号)也来看我,气氛亲切,我家虽然贫困潦倒,但仍旧能体现出骨肉亲情。

晚饭后,母亲和哥哥送我到朝天门沙嘴码头,临别上船时,哥哥给了我五块钱,他说:“现在粮食紧张,我找不到粮票给你,这些钱你可拿去多买些菜吃。”

母亲在一旁伤心地向我哭诉:“老五,母亲老了,活不了几年啦,你七妹动辄不如她的心意,手就动到我头上来,你自己要争气,我是希望你将来成才成器…”听完母亲的哀鸣,我的心儿被撕碎,我的神经已麻木…

母亲,伟大慈祥的母亲!您为儿女们所作的奉献、为家庭承受的苦难是无法计量的,您的一生共生育了五男两女,现在活着的儿子,只剩下我一个,而我又是一个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人物、一个旋涡中挣扎的人,每当苦难降落在您的头上的时候,我不但没能帮助您排忧解难,反而还给您增添负担,我痛恨自己…我反省,我难过、我伤心,我一生中第一个对不起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我对母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回到农场不久,收到哥哥来鸿,他告诉我,一定要在逆境中挺立住,将来才有可能好转,并严肃的向我指出,目前我的心态是错误的,特别是对目前生活中的困难一事,完全失去自制,是极其可怕的,比如这次我休假回家一天,家里的母亲、七妹、侄女,为满足我的吃喝要求,她们就得挨饿几天,他教我不要对她们如此狠心,在困难时,为人处事,千万不可只管自己称心,不顾别人受窘,今后每月由母亲提供两元,他提供一元,作我的生活费。

哥哥的批评既严厉又亲切,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际。

 

广阳坝园艺场的成员是;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卫生局、司法局、交通局、电业局、纺织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民广播电台、市中区公安分局等机关的下放干部、以及这些单位的“右派分子”及其他政治可疑分子。

还有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大学三所高等院校,受到劳动考查的“右派”教职工及学生。

我们去时,下放干部,几乎全部回原单位工作,留在农场劳动的,绝大多数都是,“摘帽右派”、“戴帽右派”和其他政治可疑分子。

我所在的蔬菜第三队,是由市法院、市交通局、电业局、市府办公厅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可疑分子组成,队长、组长大多是“摘帽右派”。五十步笑一百步之风,在之里也十分盛行。

同事们年龄都比我大,大多为人父母,一个个能说会道,为人处事老练圆滑。比之在丛林乡那个环境,要轻松一些,原因是这儿的“摘帽右派”,没有廖时崇、文国清等政治可疑分子那样嚣张,重庆大学难友中那几个学会用四只脚走路的人,在这里已成失去主子的丧家犬,他们要像在丛林乡时那样为虎作伥,已是不可能的事,况且我又不和他们在一个生产队,用不着费尽心思同他们抗争。

1960年三月底,重庆大学派皮钧同志来到我们这里,他是代表重庆大学当局来向我们宣布,过去在丛林乡劳动时,同学们欠下的伙食费,学校一律替我们缴纳,从今往后,在广阳园艺场劳动的伙食费,全部由学校负责缴纳。听后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劳动,再也没人来催我缴纳伙食费,更不可能出现在丛林乡时,以缴纳伙食费为名,文国清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搜身的土匪行为。

重庆大学只管十元伙食费,其他生活费用一概不管,要生存还是离不开亲友的支援,我们重庆大学来的学生“右派”,生活状况仍旧不如劳教、劳改犯人。

因为缺乏生活费,四年来没有能力制新的衣物,破旧的衣物,两件、三件缝补成一件,身上穿的衣服、裤子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疤上重疤,尤其是补裤子时,没有另一条裤子交换,只能脱下来,人坐在被窝里缝补,要不这样就无法遮羞。

为了珍惜仅有的一条补疤裤子,睡觉时只好把它脱下,赤条裸身的在睡,旨在保存这片脆弱的遮羞布,可是王显明这个道貌岸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竟在评查我的大会上说我这一行为是不知“羞耻”。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们一起出工下地时,只见广阳坝园艺场机耕道两旁,长着茂盛的、花色种类繁多的蔬菜,农作物波澜起伏,田园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这般良辰美景,又勾引起我向往新的生活,去寻找那虚无飘渺的希望。

广阳坝园艺场的工作,是在田间栽种蔬菜、中耕、施肥、收割,挑菜到河边装船,再由船运队把蔬菜运送市级机关各个食堂,然后又把从市区运回的大粪肥料,一担一担地挑到平坝上面的粪池来。

劳动强度仍旧很大,工作环境没有丛林乡那样恶劣,特别是没有廖时崇、文国清、鲁钊等几个狗看守用心恶毒地监管,心情多少要自在一些。

这里的工作,春、秋两个季节最紧张,抢种抢收时,从未休息过星期天,不分白昼、天晴落雨都在干,中餐、晚餐大都在田间吃,甚至晚上还搞过打起灯笼火把抗旱、施肥。

我出工下地,无论是天晴落雨,从没有穿过鞋子。三伏天在长江边劳动时,头顶烈日,脚踏被烈日照射后表层温度已达四十多度的河沙,它比人体温度高许多,赤脚踩上去,烫得来犹如五毒攻心,疼痛难当。雨天在田间作业时,脚上无防护鞋穿,大量钩虫侵入饥肤,钩虫病毒感染后,双脚都长满又痛又痒的红疙瘩。

面对这种困境,我仍旧是尽最大的努力在劳动,每次挑粪,我都是挑的双挑(四桶),比别人多干一倍的活,还经常赤脚下粪池、到粪船底舱去起粪肥。

广阳坝园艺场蔬菜大队的“三武”(刘武、刘崇武、孙庚武)、“二吕”(吕鸿才、吕国椒),是当时出了名的劳动生力军。

凡是苦的重的工作,我都事事争先,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在干,这是我到一个新环境,见到一线新希望后,所激发起来的劳动热情。

广阳坝园艺场,粮食定量很低,每人一个月只供应二十一斤口粮,还要节约两斤,实际上每月只有十九斤粮食(现在的青年人,可能认为足够吃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油荤,又是高强度的劳动,十九斤粮食,我只能维持十天的生活需要),蔬菜是非常丰富的,每餐都吃得不算少,菜里不见油腥,那怕你吃得肚子胀,可是食欲仍旧不减,还想再吃,人已经是进入一种病态,得水肿病的人,到处可见。

有一次在田间锄草,上班不过两个钟头,突然感到头重脚轻,脑髓犹如被人用棒在搅拌,双脚无力支撑躯体,无奈倒在地上。难友扶我回宿舍后,从食堂要来一大碗菜汤,喝下去后,马上就精神起来,真是药到病除,原来是饥饿在作祟。

为了吃饱饭,难友们不择手段,为求生存,各种技能都使得出来。

我们在广阳坝园艺场使用的饭票,由于印刷技术落后,制作比较粗糙,有一个“右派分子”,公然用毛笔制作了五十斤假饭票,结果查出后送劳动教养。

我们重庆大学的难友尹安民,因制作了三斤假饭票被发现,他知道后果严重,高压与恐惧之下,绝望至极,竟在厕所悬梁自尽,走上了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

这是我们重庆大学难友中,继颜亨楷同学后,第二个高超仙界的人,就在一个月后,教职工中的“右派”老师高敬武,也因水肿病,不治身亡。

眼看着难友一个接着一个被死神领走,自己也感觉排队等候到马克思那里去报道。

我们年青的生命何其脆弱。脆弱的生命随时都可以消失,一切都可以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感情是永远的存在。

1960年六月中旬,我们连续苦战两月后休假回家,这时妹妹刚生第一个孩子。母亲极尽全力照料她,母亲二十九元的收入,要养育妹妹,侄女和新添的外甥女(妹夫夏泽林在农村,所提供的经费是有限的),每个月给我两块钱的生活费,她已无力再向我提供。

这时我想起了伯母(仁杰之母),也许还能得到她的帮助。我走到七星岗伯母家,正好伯母在家,见到伯母慈祥亲切的音容,我难过的叫了一声:“伯母,我在落难,请您救救我。”眼泪夺匡而出。

伯母已有两年多没有见过我。两年前,我被重庆大学那帮打手走狗斗得悲痛万状时,曾经在她的家里,得到过她及她的儿女们的亲切安抚,今天伯母见到我这副狼狈样子,善心大发,不断的安抚我,她知道我生活困难,慷慨的解囊相助,她给了我二十块钱,还有一些是当时极其宝贵的点心、粮票,伯母救人于水火之恩情,永生难忘。

我在1960年最困难的日子里,得到伯母大力支助,先后她给过我有五十多块钱(相当于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她知道我在农场患上了水肿毛病,尽心竭力在重庆桐君阁药厂,为我买了两大盒“复方糠丸”,用包裹邮给我。“复方糠丸”是一种用中药和糠麸,蜂蜜混制的成药,专门用来医治水肿及营养不良所引起的病症,不但治病,而且还能充饥,极为珍贵,当时市场上根本买不到。

伯母一生所作善事,举不胜举,凡亲朋好友,有困难找到她,都是有求必应,对我这样一个她大儿子好友(烈士)的弟弟,在政治落魄,生活困苦时,所给予的慷慨援救,绝非是一般人能够作到的。

她的善心,能感动天地鬼神,她所生两男三女,个个勤奋努力,成就辉煌。

她老人家儿孙满堂,八十高寿安详地离开人世,我能为她送葬、戴孝,尽了我一份微薄的心意,使人心地感到平衡,算我一生中的幸事。

 

我所在的第三蔬菜队,种有很多哈密瓜、香瓜、南瓜及蕃茄,这些都是十分美味可口的瓜果,对在劳动中受尽饥饿的我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偷瓜菜来充饥,已是场员们普遍都有过的行为。

我们重庆大学来的难友孙庚武同学(一个血统工人的儿子,为人正直,1957年在重庆大学反“右派”斗争高潮时期,他敢于站出来打抱不平,贴出一张大字报“勇士与猪衣”,公开向打手走狗们宣战,不幸被划成“右派分子”),他在蔬菜一队,他们没有种香瓜、哈密瓜,饥饿时,见地里生长的早南瓜,形状似椭圆形的香瓜,他忍耐不住,顺手牵羊摘下七个来生吃,吃完第五个后,因生南瓜溢出的浆汁,糊满了他的口,舌头转不动、牙齿也嚼不动了,才没有再往下吃。

事后把他弄来全场大会曝光。会后我曾经问过他,生南瓜是什么滋味?他告诉我,那里还在乎什么味道,只觉得撑饱肚子,比起肚子饿着好过一些。

我在园艺场也偷吃过哈密瓜、香瓜、南瓜、蕃茄的事情。

在挑菜运到江边的二码头途中休息时,偷吃过挑的“红粉团”蕃茄,晚上在田间值班守护瓜菜时,偷吃过地里生长的哈密瓜、香瓜、甜瓜充饥。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我在守护蔬菜时,有监守自盗的行为。

一次中午在田间值班,偷大红灯笼辣椒、哈密瓜时,被老下放干部,俞惠伯同志活捉,晚上要我在小组会上作检讨,我不但不认错,反而说:“种瓜的人吃瓜,不能说是偷瓜,这样的事几乎每人都干过,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何止我一人呢?”

大家心领神会,也不太计较,没有给我过多的过不去。

队长组长、那些以支部书记罗必芬为首当干部的,他们每月定期打两次蔬菜牙祭,他们把田间最好的蔬菜采来,叫食堂最好的厨师烹饪,痛痛快快的大吃大喝,听说吃喝者不用自己掏腰包,他们这样干是公开的,合理合法的,这与我们小小的偷吃一点蕃茄、香瓜充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叫什么行为?这就叫做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共产党领导下当干部的有人搞特殊化,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广阳坝园艺场也无一例外。

我在广阳坝园艺场,很快就度过一轮春夏秋冬,这一年里,饥饿寒冷依旧不断的折磨着我,我自己还是克已负重的在劳动,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时运好转,重返重庆大学校园,继续我末完成的学业。

 

蔬菜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必芬女士,四川省宜宾市一个恶霸地主的大小姐,此人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儿女不生,是一个没有繁殖能力的女人,完全丧失了雌性动物的善良本性,她天生一把刀嘴,不管是谁,我们难友,只要落在她口里,休想超生,解放前她在重庆相辉学院这所野鸡大学混过几天,平常故意卖弄斯文,开会讲话,还要装腔作势的来点狗屁不通的填词作赋,她就是我们在广阳坝园艺场的看守所长、恶毒监管我们难友的特务头子。

她第一次教训我,是在1960年冬天。

冬季的重庆,阴雨绵绵,寒风刺骨,我们在长江边上劳动,把停靠在广阳坝园艺场二码头粪船上装的粪便肥料,运到作物区来,负重时是走上坡,地面又溜又滑,空着手走路,都要摔跟斗,我们蔬菜三队的范雨舟同志,原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一个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执着、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十三级干部,1957年被划成“右派”,给他的处分是降三级工资,发配到广阳坝园艺场劳动改造,他已是接近一轮花甲的老人,身挑一担大粪爬上坡时,体力不济,路又湿滑,补嗵一声,连人带一挑粪便,一齐摔倒在坡上,粪便泥泞,从头到脚,糊满他周身。看见这种状况的人,只要不是把天良丧尽、还幽微有点人性的人,自然而然的都会产生同情心,我赶忙放下身上的担子,去扶他起来,我问:“范大叔,你摔着那里了?”在一旁的监工、队长、摘帽“右派分子”袁宏道,他装模作样地说的第一句话是:“粪桶摔坏没有?”我当时气之不过,愤慨的反问道:“袁队长,你怎么不问一句他人摔坏没有?他都是快六十岁的人啦,难道一挑粪桶比一个人还重要?”一句话问得袁宏道无地自容,搞得他恼羞成怒,恶汹汹的对我说:“刘武你一向同情落后反动的事,我们还未追究你,回头要跟你算清这笔帐。”

袁宏道很快就向罗必芬打了我的小报告。

罗必芬知道此事后,当晚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不由分说的教训我。

她对我说:“你今天的表现,是十足的反改造言行,说明你的思想反动透顶,一心要与人民为敌,据我了解,你的老子,你的二哥都是被人民政府枪毙的,你家里的人,除了朝鲜战场牺牲那个,就没有一个好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认贼作父,公然称呼范雨舟这个老“右派分子”为大叔,我看你休想摘掉你头上这顶“右派”帽子,你要把你这顶“右派”帽子带到棺材里去,你才甘心。”

罗必芬的训话,令人彻夜难眠,既难过又悲愤,正因为我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毙了,所以在当局眼里我家里就不会有一个好人,就是要把我当成殉葬品,要把我这种家庭里出生的人,来个赶尽杀绝,铲草除根,不要“孬种”流传,一律剥夺这种家庭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让他们过着正常人一样的日子。

在中国这个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的社会,它的制度决定,老子被杀,不管儿子表现怎么样,就得要他去为他殉葬,这就是中国封建法西斯王朝不成文的法规,只要哪家出了“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那一家人,全家都要遭殃。

回想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时,当局为什么无端起来迫害我、野蛮的剥夺我求学深造的权利?重庆大学豢养的李继瑞、陈跃华、李朝枢、刘润蕊、廖时崇、文国清、鲁钊那帮走狗,到今天广阳坝园艺场的罗必芬等看守,为什么同样丧心病狂地虐待我、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罗必芬对我的教训词中,给了我明确的解答。

事实明明白白告诉我,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不管你如何勤奋、如何努力,如何循规蹈矩,如何克已奉公,当局是不会信任的,是不会给出路的,他们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不会让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只能做这个社会的奴隶、一个会说人话的牛马。

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我划成“右派”初期,我曾经后悔1955年我不应该主动请求复员离开部队,如果是去到南京炮兵学院去学习,也许就没有这场灾难,今天从罗必芬的谈话中,到使我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毛氏暴政统治下的中国,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只要是有个风吹草动,都是各次政治运动打击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在劫者难逃的。

事隔半年,也就是1961年的五月,罗必芬又把我找去训话。

她一见到我,不分清红皂白,劈头盖脑的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气势汹汹的讯问我:“刘武你要老实交代,你最近干过些什么坏事?”我想我最近从没有干过损人利己的事,只是肚子饿时,不止一次地偷过地里生长的蕃茄、香瓜、南瓜、花椰菜来充饥,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的坦白了。她听完后说:“还有?”我想了一阵又说:“我在某个星期天,大家都进城回家休息去了,我钻到职工食堂旁的浣洗室里,偷过职工食堂的红苕。”她听后仍旧对我说:“还有?”这时我真想不起来我还干过什么坏事,我对她说:“罗书记我只干过这些坏事,其他的真没有了。”她睁大两眼盯着我,歇斯底里的对我说:“最近有人检举你,某天你在飞机场的排水沟路边,抢了一个过路老大娘的红苕粑,事后还假惺惺的对别人说,老大娘,你今天碰上的是我,要是我们场里其他人,要全部给你洗光,我们估计,干此事的人,可能就是你!你说,是不是你干的?”原来她是在用讹诈的手段,想知道我是否有过抢老大娘红苕粑粑的土匪行为,并不是要知道我最近偷过多少地里生长的蕃茄、香瓜和南瓜。我恍然大悟,我上她的当了。我说:“罗书记,此事真不是我干的,不信你可找那个受害的老大娘来对质。”

她见我理直气壮,在我口中,讹诈不出她想知道到的事来,就叫我回去。

我临离开她时,她又对我说:“我们没把事情搞清楚前,休假不准你回家。”

从那以后,凡园艺场休息,都不准我回家,我成了土匪嫌疑人,对我的行动实行监控限制。

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总是降落到我的头上,我的命运就如此倒霉,我在广阳坝园艺场一年多,起早摸黑、忍饥挨饿、舍死忘生的劳动,终究不讨好,在罗必芬这伙决定我命运的看守心目中,我不但是思想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土匪行为嫌疑人的人。

1957年夏季开始,这种似监狱,又非监狱的精神折磨,人格侮辱,劳役摧残,我一直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的日子,现在已为时足足四个年头。

同期同学,已经大学毕业,我仍苦守着发配充军的地方,反观所有的摘帽“右派分子”,没有一个返回校园去复学的,不禁我在问自己,出路在哪里?希望在何方?苦海行舟,何处是岸?罗必芬半年前那个晚上教训我的话——“你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又回荡在我的脑海,我该如何是好?

1961年七月中旬,正当我惶惑不可终日之际,一个星期天园艺场休息日,绝大多数场员都回家了,留在场里的人寥寥无几,我被限制在场里不能回家。

早晨因闹肚子,我上厕所时,急得没带手纸,看见厕所地上有半张小报纸,拣起来正好当手纸用,打开一看,原来是半张“参考消息”,该报是我第一次见到。

听说一般的人是没有资格看的,能看该报的人,起码是共产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而且看后得当天归还,不准保存。

该报完全是选登境外非共产党主编的报纸上的消息,我看见该报上的大小消息,很是新鲜,是在封建法西斯暴政铁幕统治下的中国,鲜为人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其中在一个不醒目的位置,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香港联合招生…专门接纳中国大陆遇难的知识分子,可以免试入学。

我见到这则消息,就像是溺水的人身边抓到一根稻草,欣喜不已。

回想1957年夏到今天,四年来的日日夜夜,受尽凄楚和奚落,牛马不如的生活,无边无际的苦海,不断的幻想,又不断的破灭,在这个国度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确实是前途暗淡无光,我还待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不如冒险跑到香港去,那里还有我的大嫂和侄子可投,要是能碰上牛津和剑桥还再招生的话,不就我有机会从地狱走到天堂,我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情急之下,说走就走,母亲,学业,一切都置之度外。不用管前面的道路是多么艰险,逃出去就是胜利。

当天下午,趁机逃出了广阳坝园艺场。

这是我在劳动考查中,为抗拒改造,第二次逃跑。

逃跑后我不敢回家,我想如果罗必芬她们发现,很快就到家里来捉拿我。

我逃到李家沱,躲藏在我另一同宗哥哥刘光良家里。

光良哥哥的父亲与我父亲是堂兄弟,光良哥从小失去父母,先父把他接到我家,边抚养,边在我家干活,生活不如我们兄弟几个过得开心,但我的父母却没有虐待他,他在我家衣食无愁,还免去遭受抓壮丁之苦役,当地的乡保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他对我的家庭是有好感的。我是在1961年春节时,在李家沱大街上,偶然的机会碰见了他,我们已是十几年不相见,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并热情的请我跟他到他家里去玩了两天。

我向光良哥哥如实说明来意。他的生活也很困难,每月只有三十元的收入,还要负担嫂子和两个侄子,他还是留我在他家休息了十天,虽说粮食紧张,他冒险去偷喂奶牛吃的饲料粮食、和刚刚挤出来的生牛奶给我吃,我在他那里的十天,无疑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支持我逃到香港去找大嫂。我离开他时,他给了我五块钱三斤粮票,这些都是他全家从牙齿缝隙里省出来的,还给我一套他穿的衣服,这套衣服,一直伴随着我在往后逃跑的生涯,遮风蔽雨,遮羞保暖。

光良哥哥的深情厚爱,我无以回报,要是他今天还活着都是七旬过的老人。

我的不幸遭遇,祸及了无数的亲人朋友,这一大笔人情债,我一生中是无法还清的,如果说人死后还有来生的话,我愿意来生变牛变马来偿还这笔人情债。

 

我回到重庆市中区,有一天上午九点钟的样子,我在中华路,碰见广阳坝园艺场蔬菜三队的同事梁步章。此人一脸大麻子,194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读大学时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在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55年内部肃反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挂了号的可疑分子,1958年送市级机关农场监督劳动。在农场劳动时,哗众取宠,经常以跳梁小丑自居,处心积虑地伤害难友来表现自己,这次碰见了我这个在逃的“右派分子”,正是他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遇到一个立功赎罪的大好机会。

他把我的手拉住就往市中区公安分局走,到了分局,他要求分局的同志把我拘留起来。

分局出来一个女同志问他:“他(指我)犯了什么法?”梁麻子说:“我场正在逃跑的五类分子。”女同志又问:“是哪一类?”梁麻子说:“是右派。”女同志说:“右派不够关的条件,我们不能拘留他。”

梁麻子当面讨了个过不去,只好把我放了,可是他却把我身上的三块钱拿走了两块,粮票全部收光,他对我说:“一块钱留给你作路费,回头到了农场里,我再还给你。”

梁麻子这种人,过去我们叫他是国民党的走卒,卒子还是属于用两只脚走路的人,今天他的行为,已变成当局实足的走狗,是他自己为讨好当局,放弃了做人的资格。

梁麻子放走了我,我也没打主意回农场。

我又去到北碚区文星乡郑家湾、郑开昭同志家,在1956年的寒、暑假我曾两度去过那里,看望过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当时对我十分亲切,就像见到从战场上久别归来的儿子一样,他们的深情厚爱,变成了我当时刻苦学习的动力。

我此次的到来,心情上绝非四年前风华正茂之时可比,我已是一个一阙不振的流浪汉,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对我的这次到来,已不像四年前那样热情。恰恰这时开昭同志正从西安军事通讯工程学院返家休假,我是八年前在朝鲜战场分手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只觉得比起八年前,我们相互都长高了一个头,他因为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是不愿意见到我的,只是我厚着脸皮在他家住了一夜,他不得已,无法回避才和我见面,他在对我的言谈中,明确表示因为我成了“右派”,他也受到牵连,还在党内作过检讨。他为过去大力地、苦心地支持我上大学,结果换来的是一个“右派”结局而悔恨,并且慎重其事的告诫我,我与他非亲非故,只不过是抗美援朝时共同在朝鲜生活战斗过几年,从今往后不要指望他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他要求我赶快离开他的家,不要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祸害增添麻烦,各自好自为之。开昭同志当时的态度,使我清醒的认识到,由于毛泽东人为的猜疑仇恨,使得过去同生死共患难、亲密无暇、情同手足的战友,而今变成了誓不两立的阶级敌人。我离开开昭同志家时,开昭同志的母亲给了我伍块钱,并慈善地对我说:“你今后不管走到那里,一定要记注,给我开昭留点面子。”话虽不多,含意深刻,她老人家的慈爱、善良之心可与日月同辉。

开昭同志他们所持的立场,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间,很有代表性。当局强迫人们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莫说是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事在中国已属于比比皆是。

我能理解、体谅他们,毕竟在我的一生中他们对我作过难能可贵的支持,我接受过他们慷慨、无私的援助,他们为我作过大量的好事、有益的事,历尽苦难的我,在竞争激烈的今天还能立足社会,晚年还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这与他们当年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尽管是人为的制造了一些误会,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忘记他们,我会永远感谢他们的。

我又去找到伯母(仁杰之母),我欺骗她,谎说要调到包头去工作,伯母还替我高兴了一阵,并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接着给了我十五块钱,拿着伯母给我的钱,我一趟直奔菜园坝火车站,买了一张到川、黔两省边境小镇赶水的火车票。当时川黔区间的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火车只能到达四川省与贵州省交界的小镇赶水,距离贵阳还有三百多公里。

我计划由贵阳、桂林、衡阳、广州、到深圳边界,沿这条路线,偷渡去香港。

赶水车站下车后,我身上只剩下十块钱,就靠这十块钱要想到达香港,比登天还要难,我的方案是沿途边打工,边往前走,用一年至两年的时间到达香港。

1961年,已是中国连续大饥谎的第三年。由于毛泽东人为的祸害,在四川甚至是全中国,很多农村,饿孵遍野,有些地方是用树皮草根、观音土等非人食用的植物和泥土在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因饥饿而死光的并不罕见。这是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八年来的大“德政”。四川饥民四处逃荒,从赶水通往贵阳去的道路上,沿途都是三、五成群到贵州去逃荒的农民,有男有女,大多数是青年人,要数四川省东部的、壁山、江北、长寿、江津、铜梁、潼南、涪陵几个县的人数最多。

他们一个个流露出饥饿者可怕的冷焱,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裹在身上的衣服,在风中吹得抖索索的,艰难地在去贵州的路上跋涉。

我也混淆其间,经过打听,才知道贵州省一年前,在农村搞了包产到户(类似现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贵州的农民吃了饱饭,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帮助耕种,因此四川的农民知道后,为了生存,大量的离乡背景,逃到贵州去跟当地的农民作帮工、当老婆、作干儿子混饭吃,无意中,为我这次逃跑求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我走到贵州桐梓县新站镇时,发现那一带原来就是大诗人李太白,曾经流放过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成语,“夜郎自大”里的夜郎就在这个地方,川黔公路上最险峻的一段路、最有名的凉风桠七十二道拐在这里。黔系军阀头目王家烈的老家,也在这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曾在这一带与川、黔军阀展开激战。我想这一带交通不发达,当地农民生产的农作物,一定很难运出去,加之山高路碍,当局的统治比较薄弱,不如就在这一带的高山上,找个农家户打工,混上一假时间,吃饱肚子,挣上一些路费,再继续前进。

我没有再沿公路前进,于是转向东南方向的小路行走,目的地在那里?我也说不清楚,只是走到高山深处,见人烟稀少的地方,再找事做、混饭吃。

我一人沿着通往高山深处的小道走去,第一天所经过的地方,离公路都不太远,人烟并不稀疏,沿途没有农民要人打工,我身上仅有的三块钱,买了一斤玉米面、一个三斤重的南瓜,途中找到一户人家,借他的锅灶,全部煮熟,吃得干干净净,之后的二十四小时从未进过食。

这天下午,在途中又遇暴雨,山路上一个遮风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只见我一人,光着脑袋,一身淋得落汤鸡似的,仍在雷电暴风骤雨中,盲无目的的行走,大自然无情地在咆哮我这苦命的人。

夜晚已是伸手不见五指,我还在走夜路,我找了好几家人户借宿,均遭拒绝。因沿途的人家,曾经发过善心,容留过过路的人借宿,可是这些不速之客,非但感谢主人的好意,竟在人深夜静时,偷主人的东西逃走,他们把四川去的逃荒者,统称为是“流串犯”,只要提起借宿一律拒绝。

我只有在前无村后无店的路边找个地势睡觉,刚倒下去,只觉得下身痒舒舒地,原来是蚂蚁在身上爬,总是不能入睡,我再往前走几步,看见路边有棵大树,我就爬到树上去,睡在树枝上,树上虽然没有蚂蚁,可是秋风秋夜愁杀人,冷飕飕的,根本无法安睡。

这种情况,我回想起先父在生时,教训我们兄弟几个:“我拿钱送你们去读书,不好好的用心求学,将来长大了没有本事,只有去讨口要饭,不是死在路坎上,就是死在路坎下。”

今晚也许是先父的遗训,要在这里兑现?!

我现在还不想去死,我要活下去,我要向命运抗争到底,那怕只有一口气,我就要往前走下去。

如果前面靠路边碰见只要有房子,我就找到他屋前屋后的猪圈、牛圈之类的茅屋睡觉,大约往前走了一公里多路,有了一户人家,我用不着向主人打招呼,转到猪圈边就倒下,那里正好是粪池起粪的粪坑口子,嗅到不觉得,蚊子十分疯狂,今晚我可是为他们自送上来的美餐,无奈只好睡在这里过夜。

刚倒下去半个时辰,当地巡夜的山民打着火把来了,三、五成群的,边走边吼,似乎在给他们自己壮胆,路过我睡的房子时,只听房主人在对巡夜的山民讲:“你们看看猪圈旁边有人没得?刚才我听见猪圈边有响动。”这话我听后让我紧张了一阵,巡夜的山民如果发现了我,将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打死了事,幸好山民未到猪圈边来搜索,只在路边虚张声势地吼了一阵就离开了。

这一夜,对疲惫不堪的我,能睡在粪坑旁边活过来,已是不幸中之万幸,第二天拂晓,趁房主人未醒,我又向着通向大山深处的道路前进。

山路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光着一双赤脚,在这羊肠小道上,行走起来,何等艰辛,现已身无半文,饥饿不断的煎熬着我,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身。

在这次逃跑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教够了艰难、曲折、痛苦、茫然的折磨,但我始终不愿走回头路,第一次逃跑回头时的教训记忆犹新,回头路是悲哀的、不堪设想的,只有继续前进,才有可能寻找一线生机,光明就在脚下。走!勇敢的走下去。

我在路边,见到一棵柿子树,柿子成熟,落了一些到地上,正好拣了几个生柿子,维持了途中的生计。傍晚我接受了头几天的教训,不要黑尽了才去找人家借宿,只要太阳快落山时我就要找到人户家借宿。

在山路行进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我发现路边三百公尺处,有一间茅屋,我向主人乞求借宿,并说明自己是逃荒饿饭的,想在高山找个帮工。主人姓秦,非常友善的同意我借宿,晚上还给了我两个烧包谷吃,别小看这两个包谷,它起到救命的作用,如果那晚没有那两个包谷和主人借宿,第二天的我,很难想向是死是活。

这里离公路已有一百多公里,比起前几天经过的地方,要闭塞得多。

秦姓主人还告诉我,再往山上走半天路程,那里人比他们的生活还要好一些,因他们包产到户搞得早一点,目前山上正处在收获包谷、大豆、杂粮的大忙季节,可能正需要人作帮手,他教我明天走出去,只要见到有人户,就问他们要不要帮工,路上饿了,千万不要偷路边的农作物,当地人发现你偷他的东西吃,他会打死你的。

秦姓主人的一席话,已给我带来一线生的希望。

天亮时我离开秦姓主人家,他给了我一碗炒熟了的黄豆,算得上是救命粮草。

上路后大约走了三个时辰,路边出现几户人家,有一个约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在屋顶上翻修房子,我向他打招呼,找口水喝,他请我在屋里坐,我也不客气的进到他的家中,灶边有一中年妇人正在作早饭,此妇人就是翻修房子那个男子的老婆,我坐下与他们攀谈,我自报家门姓刘,四川来贵州逃难的,问他们是否要人作帮工,正好中年妇女也姓刘,自然产生一种同宗感。

她叫我在他家坐上休息一会,她去帮我找工作,只见她出去不一会功夫就回来了,她对我说:上面那家人户姓万,是他们的侄子,现在收获,人手不够,正要人帮忙。

于是她就把我带到那家去,没走几步就到了万家。

这家主人是一对青年夫妇、还有一个三岁小女孩,男的名叫万文能,年龄同我差不多,四年前服兵役,曾在贵州桐梓县城工作过几年,算得上是当地农民中,见多识广的人员,因他当过兵,不怕陌生人,敢收留我给他干活。他告诉我,帮助他秋收,饭是有得吃的,也有住处,但是不能偷东西,要是偷东西话,他是不客气的。我向他说明,我帮他工作,我的要求不高,只求换口饭吃,要是吃得饱,我会干得让他满意的,我向他保证,出门求生,我跟别人干活,绝不会偷他的东西。

在万文能家,吃了我在贵州高山打工的第一餐饭,吃的是包谷(玉米)饭,贵州高山的农民吃的主食是包谷和杂粮,根本见不到大米,不过这一顿饭,算是我逃离广阳坝园艺场后,吃到的第一顿、痛痛快快的饱饭。

饭后我就跟着他老婆和邻居的一个小男孩,下地去收包谷。主妇和那个男孩,在地里掰玉米,我负责把他们掰下来的玉米运回家去。

贵州高山上,人们用的运输工具,主要是背篼,只因山路狭窄,箩筐扁担等工具施展不开,手车、小车等先进一点的工具,当地农民很少有人见过。

我只要是肚子吃饱,力气自然就出来了,我用的大背篼,每运一次玉米,都是装得满满的,足有一百多公斤,一个来回有三、四里路程,头一天就收了两千多斤玉米回来。

主人万文能惊奇的发现,就是当地的青壮农民,都没有我这样好的劳动力,他对我的劳动,感到很满意,留下我继续跟他干活。

第二天是收大豆,在地里的大豆,用手连根拔起来,再运回家,这一天只有我和主妇两人下地,拔大豆梗和运输作物主要是我的事,主妇把我拔起来的大豆梗装在背篼里,她每筐都装得很实在,足有人多高的大豆梗,她用一根绳子捆住,然后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运回去了。

我在拔大豆梗时,用力过猛,右手食指被拉伤,当时只觉得有点幽微的痛,根本不在乎,但却隐藏祸胎,致使我的右手食指至今都成残疾,此事往后再叙述。

第三天是到深山割茅草,为主人入冬要翻盖茅屋准备草料。

当地的茅草叶片边沿,非常锋利,手只要轻轻的碰撞它,立即就划成一条口,鲜血直流,割它时手只能拿着草茎,否则满手都是伤口。

我从未割过这种草,这天下来,可是吃尽苦头,茅草到是收割了两大背篼,可是我的手上到处都是伤口。

万文能试用我三天后,十分满意。当地的几户人家,他们都是亲戚,我在万文能家打工之事,很快就传开了,大伙都知道四川来了一个姓刘的大汉,能吃会做,几乎每家都来争着请我去打工。

几天工作下来,吃饱了饭,人也特别精神,我估计,这里可能就是我暂且栖身之地。

万文能他们几户人家居住的地方,地名叫胡家趟,我在那里,分别跟几户人家打了一个多月的工,玉米饭有的是,每顿都是吃得饱饱的,我沿途消耗的体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

逃离广阳坝园艺场后,已是两个多月,在这偏僻的深山里,获得相对的稳定,我下决心就在这一带,干个一年半载,再按计划行事。

我的来到,在当地出现了第一个逃难打工求生的四川人。

大约三个月后,四川到此逃难打工的人,源源不断。

我在胡家淌干了一个多月,我右手食指突然肿胀(这是刚到这儿打工的第二天,在地里拔豆梗时被挂伤的),而且脓肿,吃饭时拿筷子都有些困难,当地没有医生治疗,要吃饭还得忍痛去给别人打工、干活,后来情况逐渐恶化,已是危及生存,不得已,我请王树贵(一个月前我初到这里,碰见在房子上工作,我向他要水喝的那个好心人)用刀子把我右手食指划破,挤放出化脓的水来。

他家里没有快刀,就用斧头把我的手指划破,这一来用力过猛,伤着了右手食指的韧带,又无消毒措施,引起伤口感染,几天后头痛发烧,根本无法干活,眼看新的悲剧又要出现。

王树贵为人心地善良,他见我不能干活,叫我在他家休息几天养伤。

几天后仍不见好转,他把我带着,走到距离胡家淌十几公里以外的金竹窝,去找一个叫张振权的医生。张医生年龄和我一样,他在桐梓县卫校学习过半年,算得上是高山深处的秀才,祖父是当地数十里有名的草药医生,他家已是四世同堂,祖孙三代为人都十分乐善好施。

张医生见我右手食指严重感染,伤势较重,二话未说,立即就给我消毒换药,不要我取分文,完全是免费替我治疗。

我虽然衣冠不整、但说起话来咬文嚼字,使人觉得有几分书生气息。

我向张医生叙说了我的身世。他不晓得“右派分子”是干什么的,他只知道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他们这一带方圆百里之内,高中生都找不到一个,更不用说找个大学生,他对我产生了好奇和好感,又见我可怜,而且又需要休息治疗,张医生祖父、父亲以及他本人,见状危及我的生存,大发慈悲,祖孙三人商量后,就留下我在他家中把伤养好再说。

我一个从远方初到的逃荒者,又有严重伤势在身,己成了个不能干活的人,当地的人是没有那个发善心收留这个包袱的。

普天之下,慈善人家总是有的,小时听大人讲故事,说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专门救苦救难,可惜没有亲眼见过,今天苦难临头,我才发现张医生一家人,就是当代的观世音菩萨。

我在张医生家休息养伤,住在他家,吃在他父母家(张医生已结婚,与他父母一屋两头分居),这些都是他父子两人事先安排好的。

张医生的父亲叫张开瀛,是个文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他曾祖父到他为止的四代人,都是单传(一代只一个男人)。他生有四男一女(张医生是老大,下面有个妹妹、三个弟弟,最小的弟弟还在吃奶),周围邻居,都夸耀他家世世代代行善积德(张医生的祖父长期吃素不沾荤),轮到张开瀛这一代,终于儿孙满堂。

大约十天后,我的伤势经过张医生的精心治疗,已明显好转,我就主动向张医生父亲说:“张伯伯,我的伤已好了很多,可以下地干活了,我帮你们做点事吧。”当时张医生父亲家秋收正忙,张医生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妹妹跟他父亲干活,两个十岁左右的弟弟,每天都要到来回走二十多里路的一个山乡小学去读书,我作个帮手正是时候。

白天我帮张伯伯收大豆、玉米,晚上我辅导张医生两个弟弟学习,他读书的两个弟弟发现,我的文化程度,比起教他们的老师要高得多,小兄弟两个要求我到他们学校去当老师,我知道此事不妥,我向张医生说明,我是一个在逃跑的“右派分子”,当局正在从四面八方缉拿我,如果张扬出去,对我不利。张医生就告诫两个弟弟,不要到学校去乱说。

隔几天我又帮张医生家干活。张医生每天都要出门行医,家中的事由他的爱人和一个十岁的内弟担任,我帮助他们收获、打柴,我的劳动力好,干起活来让他们感到满意,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我在张医生家住了一个多月,伤势已完全好转,右手食指由于韧带割伤,从此就伸不直,造成终身残疾,但对劳动力影响不大,这是我为抗拒改造付出的第一笔代价。

张医生在当地人缘很好,他把我推荐给他堂姐夫万文才家去打工。万文才是当地最富裕、人缘最好的人,他上过私塾,也可说是当地的秀才,他家居住的地方名叫片坝,四周都是高山,中间一块能生产水稻的平坝,要算高山上最富饶的地方。

我去到万文才家,他们已收获完毕,这时只有天天上山打柴,为冬天准备取暖和煮饭用的柴禾。

当地的冬天很冷,大雪封山,人们无法下地耕种,他们就利用这段时间,翻修房屋、建造新居,或者是请端公、道士、巫师一类的人物,到家来做道场,唱“羊戏”等等,搞超度亡灵的封建迷信活动。

万文才本人就是当地一个道士先生的高徒,进入冬季他的活动特别多,家中正需要一个好劳力来搞外勤,我的到来,使他们全家都觉得正是满足需要。

万文才有个小妹妹叫万文珍,她下嫁到川、黔公路上,贵州桐梓县新站镇一个乡干部家,她是个党员,又是新站镇的妇联主任,有一天她回娘家,在她哥哥万文才家见到了我,她早先从她父母那里已知道,我是四川省逃难来的,她见我披头散发(我从逃跑到至今,四个多月没有理发)、蒙头垢面的样子,活像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散兵游勇——长毛贼,但说起话来,却出口成章,多看几眼,小伙子还长得挺帅气。她询问了我在四川的身世后,产生了同情心,她告诉她嫂子,请她善待我这落难者,将来政策好一些,我这样的人还是大有出息的。

两天后,我背着她哥哥送她的一些粮食,同她一起下山去到她在新站镇的家里。她给了我一块钱,叫我去理发,我在理发店镜子里,看见我这几个月来的庐山真面目,连我都不敢想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形象与孤魂野鬼相差无几。

我在想,下一步我的命运该是怎么样?找个八字先生测个吉凶祸福。八字先生用一根红线,度量我十个指头的长度,加起来共有一尺二寸长,翻开天书一对照,上书: “无求之骨”、“求人不如求己”,为人心地善良,疏于防范,经常遭人暗算,二十一岁要遭大劫难,到四十岁才能好转,这段时期,家不成,业不就,只能苟且偷生,活过四十岁,就渡过大难关,以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有善终。

我那时才二十五岁,还要苦苦的被煎熬十五年,才能盼到出头之日,这十五个年头是何等难过…我半信半疑,只好随遇而安。

我在片坝万文才家打了一个月工后,四川逃荒的灾民,也大量涌到这里,劳动力十分下贱,来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不求发财,只求混口饭吃,保住性命了事。我毕竟不是农民出身,对田间耕种,肯定不如逃荒的农民在行,他们到那里,种庄稼是大有用武之地。

在那个地方,几个月前逃难来的我,才只有一个人,现在已发展到数十人。

人多,情况就变得复杂,我的身份就容易暴露在这些四川来的饥民面前,我正想另外选择一个地方打工,这时王树贵正从胡家淌来到片坝找到我,他说:“老婆娘家的父亲已是七十过的人,眼睛又看不见,小舅子才八岁,急需劳力去耕种,我想到你姓刘,与我老婆是家门,正好到她娘家去干活,那里干得长久,不像在这里东一天西一天的,你现在就和我一起走。”

我回去向万文才说明情况,他很开通,答应放我走,并给了一件他穿的旧衣服、十块钱工钱。我又去到张医生家,向他祖父、父母和他本人致谢。张医生很重情义,不但免费给我治疗伤痛,这次我离开他,他反而给了我十块钱。

他祖父还对我说:“刘大哥,我看你的气数,你只要走过这一劫难,再过些年深,你的时运就会好转的,将来还要当官,不会是像现在这个样过一辈子的。”

从那时分手后,我再没有见过张医生,他给我的恩,他对我的情,今生今世我是无法报答,只盼来世有机会投人身再还人情。

我去到王树贵家里,他一家人见到我,十分热情,他对我说,从今后,我们就是亲戚,我俩就是郎舅关系,他要我称呼他老表(姐夫),称呼他老婆谓二姐,这时他的孩子们个个都称呼我谓大舅。

在他家休息一天,第二天,王树贵就带领着我,去到距离他家大约四十公里的丈人家中。

他的丈人叫刘二顺,家中共有五口人,三个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全是他老婆同父异母的兄弟妹子,全家都是文盲,丈母娘是他老婆的继母。

他们事先就知道我要来,今天见到了我,份外高兴,小的们都称呼我哥哥,我到了那里,也有一阵临时回家之感。

在那里没有住几天,就是1962年的春节,杀鸡宰羊,过了一个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快乐节日。

那家的大女儿名叫刘元仙,年龄和我相差无几,已经出嫁,二女儿叫刘元书、正要出嫁,三女儿叫刘元香、十三岁,小男孩叫刘元华、俗名又叫“腊狗”。当家的是这些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勤劳、自私、蛮横不讲理、集农民秉性于一身、脾气十分爆燥的中年女人。

那里的地名叫窝凼,相邻有三户人家,是黔北山脉最高的地方,一冬积雪不化,进出道路,全是羊肠小道,当地森林茂密,灌木、乔木混杂其间。

高山空气清洁,野果野菜,十分丰富,我在那里,自1957年七月以来,第一次呼吸到了自由、清新的空气,尽情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美。

我时常在感叹:大自然是无限的好,可自己的生活道路又是如此的艰苦。

我在窝凼刘二顺家里,主要干的事情是,种玉米,大豆,耕地、换工、打柴,打草。每隔两个月,背一大袋玉米到山下公路边上的小集镇山坡去卖,再买些食盐、煤油和其它生活日用品回来,赶集每个来回加起来要走百多公里,去来都是两头天黑,还要负荷百多斤重的东西,体力消耗很大。

有一次为庆贺女主人五十大寿,我在山下买了很多东西背回来,还在半路上,天已黑尽,我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火把继续前进,大约走了四个多钟头,在羊肠小道上,迎面来了一只黄黑花纹相间的老虎,这时的我,己负重步行了十个多钟头,集饥饿疲劳于一身,完全丧失了与老虎抗争的能力,我的第一反映是,我可能只能活到今天,这算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命运的安排,只好听之任之。全无惧色,思想变得比婴儿还要单纯。

我还是下意识的打着火把继续往前走,这只老虎倒有些奇怪,他见我不肯给他让路,他为我改道而行,他自己却转向密林深处去了,事后我吓出一身冷汗。那个晚上真算得上是虎口逃生,时至今日回想起,仍旧心有余悸。估计那只老虎是当晚吃饱了肚子,再有可能是我未主动攻击他,大家都以和为贵,看来这只老虎也有灵性,知道与人类和平共处,不然我一定成为他腹中的美餐。

回到主人家中,已是雄鸡叫过二遍,我向主人说出了刚才路遇老虎的经过,一屋大小都吓得目瞪口呆,异口同声为我躲过大难祝福,说我福大命大。

窝凼这个地方,地处高山之巅,森林植被未遭到破坏,加上人烟希少,经常有老虎、野猪等猛兽出没,并且袭击人畜。

男主人刘二顺告诉我,在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夜晚,他开门出去小便,就遭到老虎的袭击,他在门外一声惊叫,当时正好家人都在火炉边取暖,听到外面叫声,屋子的人一齐大吼,才吓跑老虎,至今他的脸上都还留有老虎抓过的痕迹。他家过去养有只大黄牛,也是在一个夜晚被老虎叼去吃了。

我的这次脱险,不知是我的那位祖先,阴功积德,使我逢凶化吉,保佑我这无路之人虎口余生,使我大难不死。

主人的大女婿叫魏大权,多少认识一些字,他家离主人家有五公里路,地势要比窝凼低一些,他待人和气,农忙时,主人时常叫我去跟他帮工,我这里忙时,他也经常来帮忙。我和他相处甚好,我每次到他家里,他都是用最好的东西招待我,我教他“百家姓”、“女儿经”,“三字经”。他请我给他写对联,其实我并不会作对,只是记得看过一付古墓上的对联,录了下来写给他,上联是:“山高生贵子”。下联是:“地厚出贤人”。

魏大权搞不清楚是何意,看见有“生贵子”、“出贤人”很是高兴,立即就把它贴在堂屋门口的大门框上。稍有一点常识的人,见了不免好笑,这个对子先生,荒唐之至,竟把一付古墓上的对联,用在活人的堂屋门上。

有趣的是,当年的冬天,魏大权的老婆——叫我哥哥的那个我女主人的大女儿,果真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我在窝凼刘二顺家,连续干过了春、夏、秋三个季节。

这段时间,几乎与外界断绝一切往来,精神上免除了奴役之苦,生活上到是天天两顿(贵州的农民一年四季,每天都吃两顿)都吃得饱肚子,文化生活虽说枯燥,然而我自己却会自寻开心,春、夏之间,清晨在山上打草时,空气清新,沁人心脾,眼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霞光万道,不由人纵情高歌……辽阔的蓝天,雄鹰在飞翔……在那鲜花盛开的地方,有着我们可爱的家乡,可爱的田庄……。我学会“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寻乐。

我睡的地方,是在主人的牛圈顶上,那里是玉米壳的堆栈,是为耕牛过冬预备的粮草。睡觉时,人往里面一钻,只把头露在外面,垫子被子都是玉米壳,既柔和又暖和,圈里那条大黄牛就在我睡的下面,与我相依为命,我俩共同防范野兽的袭击。

夏日的一天晚上,我刚钻进玉米壳堆栈,眼睛还没有全闭上,突然清楚的看见,我的父亲走进屋里来了,完全是十二年前的模样,我问他:“我在这里落难,您来干什么?”他说:“我来看你,这一带地方,三十年前我带领三千人马,去遵义打王家烈时,曾经路过这些地方(1995年十月,我在表哥陈必达家,他向我讲叙1932年跟随家父进贵州打王家烈时,曾经路过桐梓、绥阳、板桥、湄潭、开州等地,恰恰是我逃跑经过的地方),你在这里没有出息的,赶快离开。”我问他:“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他说:“阎王爷勾错了命薄,我本该再活十二年的。”说完父亲就变得无影无踪。我立即苏醒过来,发现我还是睡在牛圈顶上的草堆里,我知道是先父来向我缘梦,敦促我赶紧离开这里,我得准备走才是!

1962年的秋天到了,是我逃跑到此地后的,第二个收获季节。起早抹黑帮主人把庄稼收回家来后,接着就是缴纳公粮,深秋初冬之际,贵州高山,全天阴雨蒙蒙,寒风袭人,高山深处的羊肠小道路碍湿滑,我连续十几天,肩负背驮,把千多斤公粮运送到五十多公里外的小镇山坡去,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缴纳完公粮那天,我和魏大权在小镇山坡,随便找个茶馆休息,见一四川中年男子,是位看麻衣手相的先生,正在替很多人看相,请求面相的,绝大多数都是四川流落到贵州的逃荒者,热闹非凡。我索性走过去请他面相,他叫我把左手伸给他看,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仁兄令尊大人(父亲)已经作古。”我感到十分惊诧,他怎么一看我的左手就知道家父过世呢?他继续说:“四川到这里来逃难的人千千万万,你跟他们不一样(其实我的形象与其他逃荒者绝无二样),仁兄是个有文化造就的人。”这更加令我不解,我根本未和他对话,他怎么知道我是读书人?他接着又说:“仁兄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要跟这些“山猪儿”(指贵州人)裹在一起,跟着他们是没有出息的。”这时我实在是沉不住气,才发话问他,我说:“先生,我这样穷,有人说我这一辈子找不到婆娘(老婆)?”他严肃的说:“谁说的?你把他找来,我给他两耳光,他在胡说八道,仁兄的相那里岂止只是讨婆娘的事,将来还是个当官煞阁(结束)。不过四十岁前休想成家,仁兄四十附近才能安家,四十岁后得子(女),老婆要比你小十四岁(我夫人田志秀确实小我十四岁,我是在三十九岁时才同她结婚的,四十二岁得一独生女,此过程留在第七章叙述),现在要想成家找老婆,是枉费心机。”

相面先生的话,加上先父不久之前缘的梦,加剧了我要立即离开这里的决心。

在返回窝凼的路上,我向魏大权说起马上要走之事,请他去说服他的丈母娘(女主人),给点路费,让我回家。

在小镇的茶馆里,面相先生说的话,魏大权全听见的,他知道这个地方是留不住我的,积极支持我走,他给了我三十多块钱的路费。可他的丈母娘蛮横不讲理,不准我走,我要是走了,对她们今后的生活要带来困难,即是要走,她就不给工钱。

此事我只有忍气吞声,就算是我上背子欠她的债,今生还她的债吧。

王树贵知道此事后,赶来说服他丈母娘,不要这样对人处事,将来要遭报应的。

这样主人才给了我十五块钱,作一年辛勤劳动的工钱。

王树贵也给了我三十多块钱作路费,我走时他还为我说了许多祝福的话,他祝愿我往后的日子青济平安。

一年前我逃到这一带来,举目无亲,生命垂危之时,第一个碰见的是他,是他和他老婆的关心,我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待上一年,今天我离开这里,最后见到的人也是他,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杳无音信。

每当我想起流落贵州的生活,脑海里总是涌现出王树贵、张振权医生的形象,这些都是我萍水相逢、有恩于我的人,令人永久不能忘怀。

我带着高山一年劳动的积蓄,总共一百多元,十几斤魏大权送给我的小米、玉米做成的熟食当干粮,朝着贵阳通往香港的公路走去。

这时三年的饥荒已渡过,物资供应也不像一年前那样短缺,特别在贵州省,包产到户已搞了两年多,物资显得比较丰富。

下山后,我用四十块钱,买了一套全新的外衣、一双胶鞋,算是把我装点一番,不然我这副野人样子,恐怕是寸步难行。

第一站到达遵义市,我想起1961年春,在重庆市中区保安路,碰见过我抗美援朝时在志愿军三十一师文艺工作队同事的战友戴奔同志,他告诉我,他工作在遵义市委宣传部。今天到了这里,顺便去拜访一下老战友,我找到了他的家,他家正好就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他本人任职该馆馆长,戴奔同志这时不在家,家中只有我们从未谋面过的夫人、丈母娘和两个小女孩,我向夫人禀报是戴奔战友,她非常客气,听我说是她老公的战友,她不问我是干什么来的,立即请我进屋坐下,叫我今天就住在她家,等到明天,戴奔同志就会回来,再好好地玩几天走。

这正中我来意,不但为我省了住宿费,还省了找地方住宿的麻烦,那个年代,出门在外住栈房、旅馆都要出示单位介绍信才能入住,不然你就是有钱也很难找到地方住宿。

当晚戴奔夫人,作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招待我,戴奔夫人的忠厚善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二天把戴奔同志等回来了,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我的着装、形象以及脸色呈现出的惶恐和不安,已能看出,我起码是个不得志的人,戴奔同志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交谈时,从不涉及这类敏感问题,只是诚心留我在他家多休息两天。

他带我去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并亲自为我讲解。

过去学习中共党史时,知道遵义会议是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听他的讲解,才知道遵义会议有哪些人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夺取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大权,并改选张闻天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这时我才知道张闻天同志(1959年庐山会议,被毛泽东定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四人中的那个张)曾经是中共最高层次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加入中共以前,还是一位留学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能够再度出山,没有张闻天同志的鼎力相助是绝不可能的,我对这位革命老前辈,肃然产生了敬意。

为了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过去我学过的党史,从未提起过这些史实,这次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了解到这些史料,特别感到新鲜。这说明当时的历史并不尊重史实,只是为讨好某个领导人在编写。

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她的乡土人情,跟我们川东地区一样,先父在1932年时,为了与黔系军阀王家烈争夺地盘,曾带领过三千人马,打进遵义城,只不过待了三天,就被王家烈打出去了。我对遵义自然产生了亲切和好奇。

在戴奔同志家休息两天,我就到了贵阳。

我到贵阳后,浏览了贵阳市容,在延安路喷水池一带最繁华的地区,一个大碰头,遇见在贵州省省政府工作的、我抗美援朝时的老战友刘仁杰同志,事先我不知道他在贵州,他一眼就认出来是我,他乡遇故人,份外高兴。

他和我的关系比戴奔同志要亲近一些。

在朝鲜战场时,我俩同在志愿军三十一师司令部炮兵室工作,他任作战参谋,我是侦察员,他年长我八岁,成都光华大学毕业。在朝鲜作战时,他是我们三十一师司令部共青团团支部的宣教委员,他待我很好,他教我们学习军事地图、军事侦察业务,思想上对我很关心,生活上照顾我,我一直把他当成老大哥尊敬。1953年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为国防建设需要,我们在朝鲜战场分手,他去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夫人四川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贵州省政府工作,为照顾关系,把他也调到贵州省政府工作。他见到了我,亲切的抚摸着我的头,和蔼的对我说:“刘武十年不见面,你已长得和我一样高大了,现在你在哪里工作?”我把与他分别后的事情,简单扼要的叙说一些,特别提到1956年考上重庆大学,1957年遭遇不测之事着重的告诉了他,当然我未向他说明此行目的地是香港,只是说我现在会作泥水工,准备到广西去打工。我说完这番话,我看他的表情并不惊诧,呈现出对我的是,理解和同情。他说:“我家就在附近贵阳师范学院里,你跟我一起到家里坐阵,那里说话方便些。”

我跟着仁杰同志去到他家,他的夫人见我来了,特意去买了两只鸡来招待我。仁杰同志已经知道我是一个政治落泊,生活潦倒的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待我,并像从前在战场上一样,说了许多关心、勉励我的话,毫无责备教训我的语气。我们分别时,他还送了我十块钱,这是我没有估计到的,我也不客气的收下了。

当我在最困难时,总是有些好心人,莫名其妙的伸出援助的手,在溺水中拉我一把。

我将永远感激在茫茫苦海中流动着的人间真情。

现在我都是年过一轮花甲的老人,每当回首往事时,我的母亲、哲流哥哥、伯母(仁杰之母)、李仁杰姐、刘光良哥哥、王树贵、张振权医生、戴奔同志、刘仁杰同志等高尚的形象,亲切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无论如何也不能忘却那些、在我真正困难时给予我真正帮助的人们,他们给我的恩、给我的情,我都无法回报,只是在总结我一身得失的回忆录里,浓墨重彩的提一笔,算是我这苦命人对有恩于我的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离开贵阳,我经柳州、桂林、衡阳、到广州,中途历时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为了逃避在火车上查票,我乘的是每站都是要停靠的客车,如果查出我未买票,我可说就在前面一站上的车,补车票时要少花一些钱,从贵阳到广州,全程路费,我只花了五块钱的车费,用了五天工夫,路上还算顺利。

到了广州,只觉得这儿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好一派南国风情,隆冬时节,女同胞们还在穿裙子,令我这个从贵州大山深处出来的人,豁然开朗。

我知道大嫂的娘家在这里,我侄子刘天源的大姨妈在广州,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曾请她转交过给在香港大嫂的信,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她们在广州的地址了,不禁使人茫然。

我不会讲白话(广东话),语言沟通有困难,处处都感到当地的人,用诧异的眼光盯着我,住宿问路,添了不少麻烦,不免令人心寒。晚上我只有在候车室休息,同时好打听去深圳、香港的事情,我在候车室住了两个晚上,知道去深圳和香港无特许通行证,是买不到车票的。有一中年男子告诉我,一年前有过三天,可以不用证件买火车票去香港,现在不行了,如果能找到行内人士,花3000元从珠江乘潜水艇可到香港,从深圳去香港很难,要过深圳河,河的两岸都有铁丝网,边防军二十四小时都在巡逻,外地去的人跟本无法接近河岸,就是当地的人要想偷渡都不可能,听说为偷渡去香港,在深圳河岸打死了很多人。

这个陌生人的一席话,为我香港之行,浇了一盆冷水。

3000元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五年的薪水,我身上只有三十几块钱,此事想都不敢想。

我从前在重庆时,见“重庆日报”登载四川军阀王钻绪(小儿子王泽镛是我在重庆大学的同学,因他父亲逃跑香港在深圳河岸被活捉的事,莫明其妙地把他也划成“右派”,处分劳动考查。1986年,他在台湾的六哥,已是国民党海军中将的王泽仲,退役后回大陆探亲,到重庆来看望过王泽镛,这一来王泽镛又变成统战对象,成为重庆大学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高潮期间,从成都逃跑去香港,在深圳河岸偷渡时,被边防军活捉的消息,知道有一条深圳河是天然险阻,但不知道情况如此复杂,现在看来,要去香港好比是痴心妄想。

我想已走了这样远,既然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走到广州,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深圳去试试看。

广州发往深圳的火车,每天有一趟,无特许通行证可买到樟木头的车票。于是我买了一张到樟木头的车票,下车时已是下午,我沿着铁路朝南的方向前进,手上又无地图,好似大海里的一叶孤舟,越是向南走,越感到心虚,晚上走起来,只要有个风吹草动,感觉好像总是有人在追逐逃犯,势如风声鹤唳。

逃到香港的勇气,在广州待三天就已经打了一些折扣,走到这时我也搞不清香港在那方,深圳河离我这里还有多远,这些都不得而知。天亮时我就在铁路边找到一个古墓睡觉,天黑又开始朝南走,走到雄鸡报晓时,人已精疲力竭,突然看见前面有几个黑影子在晃动,我估计是巡逻的民兵,立马在路边找个地方隐蔽,几个黑影跌跌撞撞的走过来,身上没有带武器,行动十分吃力,不像是民兵或者是当地的人,等他们走过后,我出来向他们打招呼:“喂!老大哥往哪里去?”这几个人听到后面有人在问话,犹如惊弓之鸟,吓得魂飞魄散,只有一个不知是何原因,坐在铁道上不走动,他听见我刚才说的是四川话,才清醒过来,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是过路的。”

我观察刚才那几个人答话的状态,可能十有八、九是偷渡客,我走进坐在铁路上的那个人,见他有一条裤腿全是血迹,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刚才散开那几个人也过来了,他们对我说,他们是湖北武汉来的,准备逃到香港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今晚摸到深圳河边,边防军问话,我们说不来广东话,只要答话,他们就晓得是偷渡的,见人就开枪扫射,河岸铁丝网边、河中间,到处都是死尸,深圳河成了血的河流。

他们一行五人中,已有两个被打死在河边,坐在铁路上的这个人,是右腿挨了一枪,因跑不动,刚才只好坐以待毙。

我问:“这儿离深圳河还有多远?”他们说:“不远了,估计要走两、三个钟头。”有一个接着说:“老大哥,你如果想过去,只怕是去送死,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头的好,不然今晚都很难活过去。”

说完话,我看他三人神色紧张,赶快朝北走了。

我发觉前景不妙,现已走到寸步难行之地。

由于不会说广东话,不便找当地的人沟通,无法了解深圳边境的情况,只要与当地人对话,不用置疑,别人就知道是内地来的偷渡客,在阶级斗争搞得热火朝天的中国,偷渡去香港是投敌叛国行为,在边境、边关出现,都算是阶级敌人,不是就地打死就是抓起来枪毙,这就意味着我在当地一天都待不住。

我在想,我去香港的目的是求生,不是去送死,更不是去自杀,干吗今晚我一定要死在这里,刚才路过的那几个偷渡客,不就是我很好的反面教员,如果再向前走下去,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我的一生。左思右想,是觉得向前走下去,不是一条生路,还是回头再思量。于是我又一次走回头路。

这是我第二次走回头路,逃跑去香港一事终将化为泡影,从气壮如牛开始,到垂头丧气告终。

这件事,充分说明了我是个懦夫,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是贪生怕死。我的庐山面目是一个志大才疏、没有作为、苟且偷生的人。“三国志演义”里的有名人物曹操,书中描述他是一个过后方知的人,说明他还是个善于接受教训的人,我呢?再一、再二的逃跑,走投无路又再一、再二的回头,我是与他相反,是个不会接受教训的人,接下来等待我的,仍旧是盘剥奴役之苦,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人的生活道路我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条是: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听之任之。另一条是:勇往直前,不成功便成仁。中间道路是悲哀的,结局是难以设想的。不幸我是一个选择走中间道路的人,所以我今天的结局是自作自受。

 

1988年时,我已任重庆南开中学校办工厂的厂长,受重庆市教委指派,到深圳接受国家教委组织的法律培训,在香港的大嫂、侄子、侄媳妇、侄孙等亲人,从广州娘家知道我到了深圳,大家一齐兴致勃勃地来深圳看望我。我在和大嫂谈心时,向她提到1962年十二月我曾经逃跑到深圳,准备到香港去找她,由于怕死,终未成功。大嫂听说后,很是懊恼,她气愤的对我说:“你怎么这样没有出息,人都走到深圳,为何不冒险拼死冲过来?那时你要是到香港找到我,无论如何也不像今天生活得这样窝囊。”

总结我一身最大的教训,那就是六个字:不安分、又无能!我对自己所处的国情,生活环境,缺乏清醒的认识,一直是陷入盲目被动的泥泞之中,因此奴役和苦难就像影子一样,紧紧的跟随着我,无法摆脱,伴我走过了大半人生。

虽说命运给我有过不去的时候,然而我对待灾难的降临,持了一种错误的态度,致使在苦难的深渊里越陷越深,几乎不能自拔。

青年朋友们,我今天能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比我们幸运、幸福。我经历过的灾难,在而今往后的中国,再也不会降落到你们头上,请你们吸取我的教训,按照你们的理想,勇往直前的走下去,绝对不要回头,回头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无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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